从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悲壮人生中我们可以悟出点什么？

——探讨企业在做重大决策时之方法、原则

 

按语：黄万里先生堪称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楷模，20世纪中国水利史的一道眩目的强光。先生逝去已十余年了，2004年7月，黄万里先生的传记《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在硕良文化公司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努力下面世后，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各大媒体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评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对黄万里这样德行高尚的知识分子从内心里是热爱和景仰的，那么黄先生究竟是何许人、有何特别的贡献呢？

在黄万里的事迹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在关系人民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始终说真话，从不为个人得失而违背科学良知。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知识界整体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在苏联专家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工程的讨论中，集体附和“圣人出、黄河清”，唯有黄万里不昧学术良知，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独自坚持真理，的确是有一根坚硬的脊梁。他用这根脊梁挑起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可以说他做到了仰俯无愧天地!

黄万里背上右派罪名起因于三门峡的大坝工程。早年在此进行现场勘探的德国人曾得出结论：在三门峡筑坝．等于修建一个危害关中的死库。这个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也研究过，都不敢定案。然而1954年年底苏联专家科罗廖夫拿出规划来，我们就定案了(其实科罗廖夫只懂工程，对河流一窍不适)。1955年在国务院组织的对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专家均交口称赞，只有一人发言表示反对。这位名叫黄万里的清华教授当着与会者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此话不幸被他言中了：三门峡水库蓄水后．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即淤积了15亿吨泥沙。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水库尚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即全部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1961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雨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针砭时弊的《花丛小语》。惹得高层大怒，于是钦定黄为右派。黄万里受到批判斗争，工资连降两级。1964年，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

当“文革”狂飙席卷而来时黄万里更是首当其冲，饱受皮肉之苦。下放疫区劳动期间，年近花甲之年的他也得千重活，曾因体力不支，中暑晕倒，险些丢命。尽管如此，他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直至1981年，他终于在阔别多年之后，精神抖擞地重登讲台，继续他的黄河、长江治理之路的研究。

 

相比之下在1990年后，在利益诱惑下知识界许多人失去敬业精神，急功近利，放弃了职业的社会责任时，黄万里先生为国家的利益坚持真理和敬业的品格，就更显得高大。先生故去后，了解黄先生的人有一种“先生一去，大树飘零”的愁伤，曾有人撰文说，黄万里先生去世后，从此中国水利界就失去了一种反对声音。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长河孤旅》出版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关于黄先生事迹时，最后用丁东先生的话“最后的学术贵族”来做的题目，也是表达的这种意思。如果中国向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发展，黄万里先生的精神，在中国不但应薪火相传，而且须广泛普及。

不难看出，黄万里先生的悲壮人生是由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决策机制不成熟造成的。从三峡工程决策的宏观过程来考察，三峡工程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科学的，并能够以比较科学的方式进行决策。在中国所有重点建设工程决策中，其它的工程都没有像三峡工程这样经过旷日持久的酝酿、探讨、论证和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是，全方位检视三峡工程决策的进程，仍可看到其决策的科学性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甚至较严重的问题。首先，在科学问题上不应搞少数服从多数。参与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有9位专家因持反对意见最后没有签字，但1988年11月30日，14个专题论证报告均获论证领导小组通过。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因为，科学不同于政治。政治可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断，而科学的原则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科学论证作为工程决策的唯一前提和坚实基础，而不应仅依据歧见各方人数的多寡来判定是非，更不应把政治权力凌驾于科学论证之上。

另一方面，三峡工程决策在多学科综合审视论证方面有缺失，例如从生态科学的维度对三峡工程的影响研究滞后，对生态问题重视很不到位。现在，黄万里先生的预言如警示洪钟，正在一步一步的成为现实，真是让人感叹。“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黄先生的铿锵之言尤响耳畔！

逝者如斯，历史终会将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决策需要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才可，同样，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也需要科学和民主决策机制的保障。毫不夸张地说，企业重大决策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因此，为了保障企业重大事项决策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一些重要的原则无论困难多大都是必须要遵守的。比如民主化原则。这一原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和途径；二是实行集体决策。从我们多年的管理实践来看员工参与企业决策还是有利于企业平稳发展的，群策群力、广开言路的观念已被许多企业家所接受，只是从实际应用效果来讲还有待于管理者提高技巧而以！比如实行集体决策的原则，这也是决策民主化的一个要求。大家都知道集体决策的恰当运用多是有益的，但现实中有些企业家会嫌此法操作起来繁琐、费时费力，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还需要有经验的管理者来灵活运用此法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是进行企业决策最起码的要求。违背或无视科学规律，特别是决策科学规律，企业注定就要吃亏，钱财物的损失是小贻误有利的发展时机是大！此外，还有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等。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对部门或个人，都应当先把各自所具有的权限、所负的责任以及所享有的权利搞清楚，做到决策分工清晰、权利与责任对等、责任与利益相符才能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决策失误。有资料表明，“八五”期间中国中型以上的项目成功率是58％，失败率是42％，给国家造成上万亿人民币的损失。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决策者的责任不明确，对决策造成的损失，似乎无人负责。项目决策如此，企业的重大决策也是如此。目前国有企业还存在一定的亏损情况，其中由于经营者决策失误造成亏损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达30％以上。要想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必须先确定企业管理者们对决策的职权、责任、利益及对其制约机制，这都将是企业内部管理必做的功课！

总之，我们在这里所提及的“应注意决策的原则及方法”这一话题希望提请企业家们的重视，加大企业做出正确决策的把握。倘若政治家们和企业管理者都能够注重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原则，那么像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这样的耿直之士的人生将不会如此悲壮，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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