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钱学森之问”已经困扰了中国学界和教育界很多年，面对这个“命题”，应该怎样思考，从哪里“破题”?这篇论文写出了作者自己的想法，诠释了自己的理论。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传统教育理念”“犹太人”“基础教育” 摘要：本文通过引述“钱学生之问”，“李约瑟之谜”并用爱因斯坦的回答为基础展开论述，找到传统文化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借鉴以色列基础教育理论的优势，最后得出我们应该向以色列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结论。 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泰山北斗，在2005年提出了让所有中国教育者都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接着，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继续对这个艰深而尖锐的问题进行提问：“中国培养一流科学家为何不太成功？”从钱氏之问到杨氏之问其实都是一个问题，都本质揭示了中国几千年教育的干尴和无奈：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科学大师？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级杰出人才？ 针对中国两位科学家的提问，早在一百年前的西方世界一位科学巨子—爱因斯坦,就给出了一部分合理的解释。上个世纪的一位英国人李约瑟写了一本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书中，他盛赞中国古代科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俐略，托里托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面对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给了一个巧妙的回答：“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源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1］爱因斯坦对中国科学的认知让人感到震惊，但爱因斯坦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真知灼见的。 作为一名中学政治课教师，承担了很多教育教学责任，除了向学生讲授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党的理论，社会责任，法律常识，经济常识，文化常识等,还要对我国的基础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科学的思考，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中国教育事业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怎样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怎样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领军人物？针对这些问题，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和领悟。 我们应该从爱因斯坦的答案—“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寻找钱氏之问的答案。从教育宏观视角来看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能够从小培养学生对待问题一丝不苟的态度，锻炼科学严密的思维品质，进而去发现问题，锲而不舍的研究问题，最终寻出问题的本质，得到规律性的认知。而由达.芬奇首创的系统实验体系则是要求学生用严谨的逻辑理论进行指导，持续观察现实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科学严谨逻辑指导下的实验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找寻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进而培养学生严谨客观，踏实搞科研的心态和精神。 反观中国的基础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式能不能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从小树立这两个“体系”？“东方人似乎惯于为学习而学习，即便满腹经纶，也只是‘书虫’甚至越学越呆”。［2］中国二千多年的传统教育理念则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其目标则是培养选拔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君子，他们要具备“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内涵，还要具有“忠”“孝”“悌” “仁”“义”的道德追求。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文化专制”政策-“八股文”“文字狱”，几百年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智者都牢牢地束缚在“四书五经”那些陈腐的道德说辞里，把读书人变成了“书虫”“书呆子”，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只会对皇帝马首是瞻。即便是那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虽说己经摆脱了物质对精神的束缚，使他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他们不是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去搞科学实验，去研究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而是去研究溜顺拍马，去钻研为官之道。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今天中国公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传统文化基因和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家长，学生，老师都是“唯分数论”，不管你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兴趣，是否有天赋，全部都打造成“考试机器”，围绕高考“指挥棒”，不断的考考考，通过这种题海战术，让学生形成对一系列题目的简单条件反射;只能玩弄一些文字游戏；只会在被智者设计好的公式和方程里空耗时光，不能主动地了解自然，了解社会，获取新的知识，创立新的理论，研发新的科技。每当看到有许多按照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的很完美的高中毕业生即将要到国际名校就读，到发达国家留学时，却被导师一句嘲讽的评价：“没有独立见解，没有创新意识，没有表现能力””等被无情刷掉；每当看到类似这样的报導：那些按照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培养的天之骄子们到发达国家的校园里留学读研，那些名校的教授导师用老爷式的口吻评论各种留学生的特点：“印度学生很聪明；日本，韩国的学生很努力；中国的学生只会考试”这些话，不得不勾起中国教育人内心的隐痛。但这些评论却是话糙理不糙，和中国的钱氏之问和杨氏之问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是一个含义：“中国的基础教育的方式和理念不能帮助中国的青少年建立近现代科学家所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体系两种科学素养，也不能激发中国青少年爱好大自然，探究大自然的欲望，更没有激励青少年认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勇气和培养青少年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再看以色列犹太人的基础教育，这个人口只有一千六百多万的族群，却掌握着世界百分之六十的财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22%以上，并产生了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些超越前人，震铄古今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以色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 据悉，以色列的孩子在8岁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智商的测试，通过这个测试选出一批在“分析能力，知识储备，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超常的学生，由教育部门和学校为智力测验排名前1.5%的“天才学生”和排名前2%—7%的“杰出学生”提供专门的教育服务。主要是培养这些孩子的创造力，合作能力，面对不确性的能力，同时也会关注“天才”成长中的一些心理问题如“过度敏感，害怕失败，社交障碍，习惯性地取悦别人等。”这样的教育模式能够保证让这些“天才”儿童无一例外地成长为拔尖的科研人才，甚至成为科学巨匠或艺术大师。其实中国高等学府也有类似的选拔“天才”少年的模式，最为著名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这个班招收年满14周岁以上的少年，通过正常高考，达到一定的高分数才能被录取。这种模式下选拔的“天才”少年实际还是“天才考试机器”，对中国科学发展没有实际意义。中国高等学府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办“少年班”，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但这些“天才考试机器”成人以后很少成为国际科研拔尖人才，更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或成为国际科学巨匠。更让人唏嘘的是有一部分的“少年班”的毕业生，毕业后尽然宣称自己看破“红尘俗事”，直接出家当“和尚”了。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学校的教育模式和家庭的教育方式让这些学生先天性地缺少创造力，合作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同时也没有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和情感问题时进行科学合理关怀纠正。这些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即便是踏进社会，精神世界也摆脱不了对“象牙塔”和“温室大棚”的依赖，没有独自探索世界的能力，也没有献身科学世界的精神。 另外，以色列犹太人非常重视音乐，艺术，美术的教育。“艺术与科学本质上是相通的”，不管是人生道路，还是科学探索之路，除了布满荆棘，道路曲折以外，大部分时光都是枯燥乏味的，每当这种时候，音乐，艺术可以给这些精神困苦的人带来安慰，和灵感。如果理科知识是科研者的精神面包，那么艺术和音乐则就是科研者的精神清泉。理科知识和思维与音乐艺术，就像两只强有力的大腿，支撑着攀登科学高峰的人负重前行。 再有，以色列犹太人对这些儿童的教育不是建立在完美基础上的，目标也不是培养完美的人才，这恰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倡导培养的“仁，义，礼，智，信”“文武道德兼修”的“完人”教育相反，而是要承认现实“不完美”的基础上来达成培养各类优秀人才的目标。鼓励这些孩子学会自己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以色列的基础教育的另一大特色是鼓励儿童“突破边界”的想象力。以色列著名大学特拉维夫大学的地砖上有一句名言：“What is how proved was once only imagined”（现在被证明的曾经是想象），这个理念指导了以色列犹太人从小培养儿童超越其他族群的想象力。“实践活动和创新过程有时是重叠的，有时又是逆向推进动态并行不悖”［3］“突破边界的想象力”的观念让以色列犹太人儿童从小就敢于想象，敢于质疑，敢于打破权威理论和条条框框束缚。 以色列中小学采取“开放式教学”,教育的宗旨在于为学生开启一个通往浩瀚知识海洋的通道，在于教会学生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衡量一个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不在于看其能否按照标准答案回答问题，而在于看学生能否提出有深度质量的问题。［4］在以色列的中学课堂上，老师不是讲授书上的权威“认知”或“理论”，而是鼓励，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搜集材料，整理和研究材料，去发现问题，提炼主题，自已主动观察研究，写出“专题报告”，向大家宣读，以培养他们的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思维。 中国的基础教育理念和模式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如中国科技创新的龙头企业华为集团的创始人任正非用自己几十年和国际高科技伙伴拼打竞争的经验告诉中国的教育者：一个国家的强大基础不是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境的硬设施。硬设施没有灵魂，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他说“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我们要用大量的钱去砸教育，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去改变，我们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起来。”现在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公平性，提出了“均衡”教育；“幸福”教育等教育理念和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也强调“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采用“问题教学法”，避免“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等。但中国要想培养出数个或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巨匠，我们的基础教育在理念和模式上还需要作很多改进。我们不妨借鉴上述以色列的经验，从8岁或更早开始，先由各地方以县或市为单位推荐一部分智力超常的儿童，经教育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些“天才”进行面试录取，然后由国家统一培养或委培地方培养，完全打破“唯分数论”的教育模式，按照世界级科学巨匠的标准对这些“天才”儿童或少年进行培育，着重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实验求证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精神调节和控制能力，以及突破边界的想象能力，并让这些孩子从小就接触世界一流的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理论指导。要从初中时代就要给他们搭建起科学实验的平台，重点培养他们的科学实验能力和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要加大英语的教育，尤其培养英语阅读能力和英语交流能力。很多专家承认用英语表达情感和描述事物更加具体，更富有逻辑性。我们要让儿童从小接触自然界，培养他们探究自然的能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的情感。 参考文献： 《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 （学术月刊） 1996年第4期 沈铭贤 ［2］《学习与创新》 人民日报 01-20 邢云超 ［3］《学习与创新》 人民日报 01-20 邢云超 ［4］《以色列基础教育特点及启示》 （现代教育论坛-国际教育比较）NO.1,2010 General,no.163 李汉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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